来到了那个岩洞边呼唤了南禺山神的名字。过了一会儿，听到呼喊的南禺山神出现在了山洞里。
南禺山神对他说：“你的五个兄弟都已经来向我讨要过了，你过来又是为了什么呢？”
老六便对山神说：“山神啊，谢谢你愿意帮助我的兄弟，但您能不能留在这里一直保佑我们呢？”
南禺山神回答说：“我不能这么做，但是我能够教你如何带领你的兄弟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接着，南禺山神将历法与礼祭的知识传授给了老六，然后走进了山洞，再也没有出来。
到了第七天，山神的承诺都实现了。老大变得高大强壮，站起来有松树高，手张开有峡谷宽，于是他背着兄弟们翻山越岭如履平地；老二有了狼的眼睛与鹿的耳朵，于是他带领兄弟们找到猎物，避开危险；老三长出了老虎的牙齿和爪子，于是他帮助兄弟们猎杀动物，打退虎狼；老四与他的妻子生下了许多孩子，他们抚育这些孩子，让整个部族兴旺起来；老五得到了山神的恩准，兄弟们将打来的食物分一半给他，让他不用劳作；老六掌握了南禺山神的历法，开始管理他的兄弟，带领兄弟向天神与地神祭祀。
当山神的历法轮回一圈之后，南禺山神再度出现在了岩洞里。老六便要带领兄弟们前去献祭，可兄弟们说：“我们整日劳作，却没有余粮，又怎么能去供奉山神呢。”老六觉得兄弟们说得有道理，于是他就把整天好吃懒做、只靠其他兄弟奉养的老五当作献祭送给了山神。南禺山神见老五又肥又胖，衣食无忧，便知道他们过得很好，于是收下五个兄弟的献祭。
然后，南禺山神教会了老六如何制作兹索摩，带着他们的献祭重新返回了岩洞里。老六制作了兹索摩，变成了新的山神，保佑着他的兄弟们继续在深山里生活下去。
很显然，这篇神话在一定程度上阐述了那张神秘皮卷——也就是彝人所说的“兹索摩”——的由来，但是它所讲述的内容却让这张皮卷变得更加神秘，甚至有些不祥起来。我曾与几位研究民俗学的朋友讨论过这个神话；而他们明确地表示这篇神话肯定源自非常遥远的过去。最直接的证据便是神话里隐晦地暗示了部分活人献祭的内容——将自己的兄弟献祭给山神。不同于人殉制度，在中原文化区内，将同族人作为人牲供奉天地等自然物的献祭形式结束得很早——现存最晚的例子是西周时期胶东地区东夷人墓。虽然古蜀地区实行的人牲制度还没有确切的定论，但最晚也不会迟于秦惠王灭古蜀——这意味着，这段神话可能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了。另一方面，张存孟肯定也知道这段神话——因为一位研究西南地区民俗文化的朋友告诉我，张存孟在07年秋天曾经向他请教过一个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故事。此外，这也可能是他将自己发现的史前文明命名为“古南禺国”的原因之一。
不过，考虑到这段神话并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而其他的神话又太过支离破碎，很难提取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事情似乎走进了死胡同。然而，幸运——或者说不幸——的是，张存孟对于古代地名有着敏锐的嗅觉，沿着“南禺山”这个罕见的地名，他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发现了新的线索。
随后发生的事情，学界内部的人大多有所耳闻。2008年10月，张存孟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做了一场报告，首次公开提到了他新发现的“古南禺国”。这次报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甚至在提问阶段就涌现出了大量反对的声音。虽然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但我阅读过他提交的会议论文，并且完全能够想象这样的报告会引起怎样的轰动。
由于缺乏决定性的物证，张存孟引用了大量古籍试图佐证自己的假说。这种做法本来无可厚非，但他在挑选引用的古籍时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所提到的典籍大部分都不是信史，而是一些类似志怪杂谈的古书，像是东晋王嘉的《拾遗录》、西汉刘安的《淮南子》、还有那本尚有疑问的《穆天子传》；此外，他还提到了许多倍受争议、普遍被学界视为伪经或者赝品的古书，甚至是一些我从未听说过名字的典籍：像是像是《山海经》中的四卷《昆仑经》、神秘莫测的七卷《贤秘经》，以及那卷据说被始皇帝完全烧毁封禁了的《大荒策》。这样的佐证非但不能让人信服，反而让更多的人相信这个所谓的“古南禺国”只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玩笑。
但是，少数不受舆论左右、愿意静下心来仔细查阅各类古籍的人或许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虽然这些被归类为伪经的书籍出自不同的年代，但是它们的内容——尤其是关于古南禺国的内容——却出奇的一致；而在这其中又属传说在秦朝初年完成的《大荒策》最为详细。那些记载《大荒策》中、有关古南禺国的传说与神话让人颇觉怪异，甚至有些让人觉得恐惧。根据这些神话的记载，在古蜀西南方的群山里曾经存在过一个无比强大的帝国，并且可能繁荣昌盛了千百个世代的时间——而那个时候，真正的华夏族还未真正形成，就连古蜀地区也只生活着一群刚刚踏入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人。
根据古籍的记载，那些生活在这个片土地上的人被称为禺虺氏。他们可能是一批从西南方的高原地区上迁移下来的居民。至于古南禺国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已经无从得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最终发展成了一个极为强大的帝国——横断山区中部与南部的广阔群山都属于它的领土，甚至就连巴蜀平原也一度被揽入它的势力范围之内。在这个古老王国逐渐没落的晚期，它还曾与新兴的古蜀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战争——这场战争最后以和解收场，古南禺国放弃了巴蜀平原，退回了群山之中；而古蜀国则需要每年向王国进贡，以维持订下的平衡，避免再开战端。这样的局面维系了大约一千年的时间，也使得大量与古南禺国有关的传说和宗教信仰流入了蜀地，并最终被华夏文化记录了下来。
在这个王国里，宗教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其他的早期东亚文明不同，禺虺氏并不实行任何形式的自然崇拜或图腾崇拜；这些神秘的远古居民只崇拜一位神明与它的子孙。这位神明被称为“巴虺”，也被称作“大蛇”——禺虺氏认为它是一条巨大得难以想象的蛇；它的身躯沉在四海之底，环绕八方，将整个陆地缠在其中；而它的头颅则安歇在大地之下的深渊里。巴虺如此的巨大，只要稍稍活动就会动摇地底的根基，导致大地的摇晃和山脉的崩塌，因此它通常会保持静止。正因为这个原因，在古南禺国里任何幽深的洞穴被认为是神圣的，也是最适宜举行祭祀活动的地方。为了亲近神明，人们都居住在幽深的洞穴之中，并且会聚集在最深的洞穴里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因为这样的地方更接近巴虺，因而也更容易得到神明的青睐。祭司同样也是王国的统治者，而地位最为崇高的大祭司——同时也是国家的权力中心——更需要在盛大的祭祀仪式上进行选取。
平心而论，刨掉那些明显是神话的内容后，有关这个“古南禺国”的记载并非是什么惊世骇俗的奇想，只是张存孟引用的文字资料太过离经叛道，实在难以获得学界的认同而已。虽然我和他有超过十年的交情，可当别人向我转述起这些消息的时候，我也相信这只是张存孟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他过分沉迷在自己的小发现里，偏执地寻找一切能够为之提供佐证的材料，却忽略了身为考古工作者的根本。有这样想法的人并非独我一个，四川文物考古院的副院长，柯建华教授，也有类似的看法。他驳回了张存孟提出的野外考察申请，并且建议他给自己放个长假——一来可以让他放松放松，转变心情；二来也能够让他暂时远离学术圈一段时间，以免给考古院带来不好的影响。但是张存孟显然没有理会副院长的授意。据我所知，在调休获批的第二天，四月二日，张存孟就带着早已准备好的行李和器具前往四川西南的山区展开考察去了。
关于这次考察的详情，我无从得知。不过，在张存孟结束考察返回成都时，我曾与他有过一些交流。五月四日，我正在四川大学进行访问，却意外地接到了张存孟的电话。他在电话里激动地告诉我，他正在返回成都的汽车上，并且带回来非常惊人的发现。得知消息后，我特意去了一趟北门汽车站，打算为他接风。
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我几乎没有认出来。他穿着一件破破烂烂、满是污渍的大衣，背着一个鼓鼓的帆布背包，留着邋遢的长发和一圈不太整齐的胡茬，左手上还缠着一圈有点儿发黑的绷带。看到我的时候，他疲倦的神色有了朝气。他张开双臂，一面拥抱我，一面迫不及待地表示这次考察非常成功——因为他发现的东西超出了所有历史学家的想象，甚至可能完全颠覆现有的考古学观点。
我记得张存孟兴奋地说了很多话，但却没有透露出任何实质性内容。他巧妙避开了能够透露信息的话题，只是一味地强调这次发现的重要性。当然，我能够理解他想在正式公开发现前保持神秘的想法，因此并没有深究。我记得自己问过他有关左手绷带的问题。他告诉我，那是因为他跌倒在一个陶罐上，所以被打碎的陶片给划伤了。而且他还从背包里拿出了几片陶片让我研究，告诉我这就是从打破的陶罐上取下来的。
虽然没有专业的工具，但我依旧能看出那几片陶片有着非常精致的做工。在较大的几片陶片上都有着绘画的痕迹。虽然只有一部分图案，但我依旧认出画的某种蛇形动物，因为它的画工非常精细，甚至准确地画出了鳞片的纹路，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如果陶片的年代真有张存孟说的那么古老的话，这应该是媲美，甚至超越，阿尔塔米拉壁画的杰作——因为陶片是弯曲的，远比平坦的岩面难以把握，而绘制陶片的人却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弯曲，让画中的蛇看起来就像缠绕在陶片上一样。但是在研究陶片的时候，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激动，反而有种说不出来的心烦意乱。那些陶片隐隐约约地散发着一种略带腥味的奇特臭味，让我本能地感到厌恶。张存孟告诉我那种气味是装在罐子里的液体的气味——他摔倒在罐子上的时候，罐子里还有小半罐液体，这些液体溅了他一身，所以他很熟悉这种味道。他觉得可能是某种发酵酒或是自制草药，对此我有点儿怀疑。
而后，我又与他谈论了些别的话题，并且将他送到了家中。老实说，我当时有些心不在焉，但就连我自己都说不出是为什么。陶片上的古怪气味给我造成了难以形容的影响，甚至当张存孟将陶片包好收回背包后，我依旧神经质地觉得自己还能闻到些许微弱的气味。另一方面，张存孟的言行举止也显得有些狂躁，像是处在一种怪异的亢奋状态，但是考虑到他的新发现，这种表现似乎并不奇怪。
可我万万没有料到，这是我与张存孟最后一次见面。在会面后的第三天，我结束了四川大学的访问之旅，搭乘飞机回到了杭州。接着，在七天之后，我又给张存孟打了个电话，试图打听他的工作进展——因为，对于任何考古工作者来说，一个全新的远古文明都有着难以抗拒的魔力。但接电话的是他的妻子王韵，而更让我错愕的是，王韵伤心地告诉我，张存孟在四天前因为严重的焦虑症和狂躁症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根据王韵的叙述，张存孟自考察回来后就显得特别焦躁，一直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开展他的研究；那段时间里，他几乎从不休息，至多只在书房躺椅上睡一两个小时；他不允许任何人去碰带回来的研究资料——期间王韵曾想趁他休息的时候帮忙整理书桌，却让张存孟勃然大怒，从此不再允许任何人踏进他的书房半步。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王韵最后负气回了娘家，不再理会张存孟。接着，在五月十日夜晚，邻居打电话告诉她，她家起火了。待王韵赶回家后才知道，张存孟在书房里放了一只金属盆，烧掉了自己的整理好的所有资料和考察笔记——在销毁期间，他不慎引燃了纸篓，最后烧掉了整个书房。万幸路人发现及时，火势没有扩大，张存孟也只是受到了一些惊吓，并没有受伤。在邻里的建议下，王韵当晚就陪着张存孟去了医院，接着在第二天将他转进了康仁精神病院。
后面的事情，那些关心相关新闻的读者或许还有些模糊的映象。五月二十四日中午，张存孟趁午休时溜出了自己病房，偷走了一位医生的外套，然后顺利地从医院正门逃了出去。医院方面表示，由于患者既没有表现出伤害他人或自己的举动，也没有尝试逃跑的意图，因此他们并没有将他安排在看护得较为严密的重症区病房，因此张存孟的逃跑是一起“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意外”。根据院方的调查，张存孟并没有带走任何在入院时没收的物件——或许是担心惊动医务人员——只是带走了一本他向院方申请、保留下来做日常记录用的笔记本。
二、第二次蜀西考察我之所以要在这里复述一遍发生在张存孟身上的变故，是因为它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我接下来要讲述的事情。我在前面说过，他的失踪在学界引起了一连串的争论，但是我没有参与其中。一方面，身为与他往来的十余年的朋友，我在任何时候